在参与社会活动或撰写正论文章时，我很少称哪个人为“先生”。在中国文化这种上层建筑领域中，“先生”这个称谓通常被列为尊称之首。尤其是于文化学术领域里，学生们称自己的具有真学问、德高望重的导师为先生；我们称鲁迅为先生，称季羡林为先生，称林巧稚为先生，称戴爱莲为先生，称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先生；北医药学院的领导和师生们称王夔为先生。而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有地位、有权势、有官职和学术头衔，他们之中，有些人却永远无法成为人们心目中所景仰的“先生”。今天，我称唐朝枢为先生，不仅因为目前他没有诸多的名誉光环和头衔，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有使我景仰的优秀人品、思想、言行和对社会的真贡献，在我看来，这比所有被虚设的头衔和光环更荣耀，更值得人尊敬。
    2003年非典前后，我曾几次与庞永正老师和唐朝枢教授本人联系，希望有机会采访这位首席科学家。但每次唐朝枢教授都是以非常和蔼的语言，拿出不止一个理由，耐心地向我表明他不接受采访的态度，并连连向我表示歉意。虽然我有几分遗憾，但他的态度却让我感动。几年来，我邀访过不少领域的高端人士，基本都能应邀赴访，即使有时费些周折，也能达到满意的结果。但被拒绝又被感动，这样的例子不多。
    以前要求采访唐朝枢教授是我的愿望，这次却是任务。但是我一直不甚明了，唐朝枢先生谦和的为人与真诚的处世态度，除了他本身的文化修养和优良品格之外，是否还有特殊因素在其中？
    前不久，他简历中的一行字让我募然释怀。
   “1970.8—1978.8西藏自治区工业厅东风矿卫生所医师”。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年代，一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和善良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以我的理解，在基层工作过的人，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跋涉、奋斗过的人，最懂得人世的艰辛，有深刻的思想，也习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对物质生活和名誉利益通常能保持一种知足和感恩的态度。
    唐朝枢教授在西藏工作期间，文革还没有结束。国家经过动乱，科研工作中断，中国医学处于停滞甚至后退的状态。唐朝枢教授意识到，如果不挽救祖国医学，这样的现状延续下去，国家就可能垮台。在海拔4800米的矿区卫生所，于零下40度、极度缺氧的艰苦条件下，看不到报纸，看不到文献，没有老师指导，凭着热爱科学的执着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边工作边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在《西藏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同年又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研究生，成为苏静怡教授的学生。能够回到母校继续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从1978年到1986年他的家眷迁入北京，唐朝枢先生一直没有离开过病理楼，他放弃了节假日和周休，白天晚上做实验，夜里睡在实验室，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投入到了科学研究中。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
    那段时期里，实验条件非常简陋。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可以上网，全靠去图书馆一本书一本书地摘抄文献。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时经济比较困难，但首先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把相关的文献和摘要打印出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才逐渐有了复印机和计算机。而从1981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他就靠这台打字机摘录文献，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唐朝枢教授每天向图书馆借八本期刊，把需要的资料打印下来，同时还要做实验。那个时期，他从图书馆来回抱阅的期刊，其重量要成吨计算。当时生活拮据，舍不得买打印纸，他都是自己花钱买活页纸。我看到那些用心血凝聚的摘录集，每一页纸都是顶天立地印满了字，一点儿不敢浪费，用硬纸板做上封皮，总共摞起来有一人高。
    唐朝枢先生是一位十八岁入党的老党员。他认为，西藏生活培养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淡薄名利、随遇而安的良好心性。几十年来，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潜心学术研究，以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说，做学术研究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多年来，他从事心血管重大疾病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以心血管疾病发病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基础作为主要研究目标。研究包括心血管活性物质的生理调节机制，重大心血管疾病发病过程中的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细胞损伤的内源性防治及细胞保护机制等在内的多项课题。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八五”、“九五”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曾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心血管领域“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即“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N
o：G2000056900）”，取得了多项系列性、创新性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教育部和卫生部以及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唐朝枢先生多年来与国内的多家临床医院合作，不仅推动了心血管重大疾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进展。在心血管及相关领域共发表论文900篇：CNKI检索到的中文原著700余篇，SCI收录的学术论文100余篇，被SCI引用近500次，推动了心血管重大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进展。
    治学严谨、求实的唐朝枢先生，在科学领域里潜心耕耘，刻苦钻研。他淡薄名利，以国家的发展利益为重，在科学研究上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独立的研究体系；在重大心血管疾病发病机理和防治工作上，尤其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与临床医院和其他院校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与北京市十多所医院的临床科研工作者进行协作研究，并指导或协同指导了大量临床研究生的科研工作以及国内十多个省市的科研工作者或研究生的科研工作，为地方院校培养了大批的进修生，而在文章发表的署名和申报科技成果的署名问题上，他与所指导的协作单位相互尊重，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和名利。为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界推出或成就了一大批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中国的心血
管病理生理学学科建设和心血管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不断的探索与思考，迫使人类思考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唐朝枢教授不隐晦观点，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认为，科研成果主要靠发表学术论文这种形式来体现，因此，每一篇文章都应该以心血换来。目前学术界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做科研，不是以解决科学问题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文章发表了，影响因子高，可以提职称，可以申请课题，可以有经济收益，有大的亮点，单位可以得到更多的经费；把发表论文作为衡量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志，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于是就盲目地追求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不重视系统工作，甚至弄虚作假。文章发表了，职称提了；或者研究生毕业了，实验就不做了。
    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任务，到了该退下来的年龄，就应该改变发挥作用的方式。经历了几十年的科学探索，学术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思维定式已经决定不适合再做学科带头人，想进一步发展很难，所以就要把位置和机会提供给年轻人，使学科得到发展，把资源让出来，同时把我们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同时年轻人也应该尊重老同志。另外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不能延续封建的世袭制度，不能形成安插自己接班人的制度，造成新的矛盾。要促成和谐的新老关系局面，才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目前由王宪、管又飞领导的生理学系，无论在学科发展还是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状态都很好，新老同志间的配合也令人满意，范先生和我都很支持他们的工作，新老同志间彼此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
    唐朝枢先生评判的是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科学良心和学术尊严的问题。我认为，一个人无论获得多少财富、成就和盛誉，实际上最能体现出价值的，倒是与之相关的苦难和艰辛的过程，以及他做人的道德与良知。凡轻而易举得到的财富、成就和盛誉，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越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就越应该放弃低级层次需要的膨胀，对社会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一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这就是使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细想来，人，无非由两样东西所组成，一是灵魂，

二是肉体。肉体最终都要化为灰烬，而高尚的品行才是永恒的，是一个人真实价值的体现。无论古今还是中外，真理往往是简单而又相通的。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其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处世哲学和思想方法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唐朝枢先生以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印证着他的学术成果。
    能够保持学术廉洁的人，必是思想廉洁在先。只有事实才能代表客观和公正。只有可靠的科学数据才有真正的学术而言。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越能够检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价值。唐朝枢先生在西藏八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及人生旅途中艰苦的意志磨炼和心灵的特殊体验，为他日后的生活方向和奋斗目标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在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上，唐朝枢先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他以善言佳行、正确的政治观点和学术主张，让人们看到了他成就背后更具价值的思想内涵。
    一个能够让世人尊重的人，一个真正的学者，决不会醉心于到手的成就和人们虚设在他头顶上的道道光环，他会不断地用全新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世界。一个人如果能够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判断是非，敢于申明自己的观点；以生活赋予他的智慧和科学家的良知对周围事物和浮躁的世态做出理性的判断，并规范自己的言行，就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行的人，才有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我们宣传一个人不是目的，至少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通过他的作为和言行去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起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驱除人类灵魂中丑陋瑕疵的作用。一个人的能量毕竟有限，但若洁身自好，能够抵挡住外界的诱惑，坚守住自己的本性，不随波逐流，达到“隐”的境界，并以自己纯洁高贵的品行影响带动周围人，我以为，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对这样的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文/梁宾宾               
                                                                                        摘自2007年5月第2期《北医人》